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它有明确的含义,那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对于北京话中的儿化词语是不是普通话的成分,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普通话既然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而北京语音里并不包含儿化,所以普通话里也不包含儿化。有些方言的语音里面没有儿化,讲这样方言的人学习儿化比较困难,把儿化排除于普通话之外,有利于推广普通话。也有人认为,普通话既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自然也就是普通话里的规范词语,二者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偏颇之处,需要经过讨论,才能统一认识。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里说的北京语音指的是北京语音的结构系统,也就是指它的声、韵、调和音节构成。这样的语音系统构成了北京话的物质外壳。北京语音里的er作为音节,独立使用时很少,只有“儿、而、耳、尔、二”几个字。它的主要用法是附着在其他韵母的后面,使该韵母发音时带有卷舌成分,构成儿化韵母。许多儿化韵母的基本意义是表示小的,在情感上常有喜爱的意味。普通话有39个韵母,儿化后产生了26个儿化韵母,增强了语音的表现力。因为儿化韵母有自身的作用,所以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必须包含儿化韵母。至于讲某些方言区的人学习儿化韵母有困难,这和学习zh、ch、sh、r这套翘舌声母一样,都是可以解决的。
既然北京话的语音系统包含有儿化韵母,普通话里也应该包含儿化韵母,二者是不是完全一致呢?不是的,普通话里包含或不包含哪些儿化词语是词汇问题,要结合普通话词汇系统来考虑。我们认为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有两类可以进入普通话。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经常用到的“加油”和“口罩”这两个儿化词,正可以作为儿化词进入普通话的代表。
深圳一家企业的工人在口罩生产线上包装产品。新华社发
先说“加油”。《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添加燃料油、润滑油等”,例如“加油站”。在普通话里还有一个和它相关的儿化词“加油”,意思是“比喻进一步努力,加劲”。例如现在我们常说的“武汉加油”。这两个“加油”读音不同,意义也不同。这样的儿化词语应该进入普通话。下面是同类的例子,第二个词语是必须儿化的:
天:晴天|天不错(第二个“天”表示天气,要儿化)
面:面粉|磨成面(第二个“面”表示粉末,要儿化)
曲:弯曲|小曲(第二个“曲”表示乐曲,要儿化)
印:印刷|脚印(第二个“印”表示痕迹,要儿化)
歌:唱歌|扭秧歌(“秧歌”指民间舞蹈,要儿化)
好:要好|叫好(“叫好”表示赞赏,要儿化)
“口罩”属于另一种情况。它没有意义不同的非儿化词语,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但是习惯上要儿化的,这种习惯已经被多数方言区的人们所接受。例如“口罩”,《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卫生用品,用纱布等制成,罩在嘴和鼻子上,防止灰尘和病菌侵入。”现代汉语里虽然没有和它对应的非儿化的“口罩”,可是它必须儿化。人们不接受没有儿化的“口罩”。这样的词语在北京话里有许多。例如:拐棍(手杖)、被面(被子不贴身盖的一面)、床单(铺在床上的长方形布)、窗花(剪纸的一种,多做窗户上的装饰)、杂牌(非正规的,非正牌儿的)、大杂院(有许多户人家居住的院子)等。我们怎么断定这样的儿化词语已经被人们所接受,进入了普通话?主要靠它具有明确性、必要性和常用性。
语言的基本词语带有稳固性,而一般词语是经常变化的,儿化词语属于一般词汇。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话里的儿化词语有减少趋势。在老北京话里,“隔壁”读为Jièbiěr、“猜谜”读为“cāimèr”、“火柴”读为“qǔdēngr”,这些儿化词语早已不说。有些原来要读为儿化的词语,现在也可以不再儿化。例如:上班、聊天、逗哏、晚辈、对联、眼镜等,这样的词语自然也成为普通话的成分。
从词语的应用说,上述北京话里的两大类儿化词语已经进入普通话。下面再说已经进入普通话的儿化词语,在用汉字写成的书面语里要不要写出“儿”字来的问题。可能是受到一个音节写为一个汉字的影响,这样的儿化词语在书面语里一般不写出其中的“儿”来。例如“冰棍、麻花、门槛、对联、收条”等。现在也没有人把“口罩、武汉加油”写成“口罩儿、加油儿”。北京有些带有儿化的地名,如“大栅栏、灯市口、校场口”等,也不写“儿”。这些词语北京人不会读错,方言区的人也很少产生误解。至于学习普通话的读物、语文工具书,对于一定要儿化的词语要注明,或者写出汉字“儿”,或者用拼音注明“-r”,不能马虎。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口罩”词条的注音是“kǒuzhào(~儿)”、“拐棍”词条的注音是“guǎigùn(~儿)”。至于使用汉字写成的汉语书面语如何准确地记录汉语,提高阅读效率,还有许多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才能提出有价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