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的真相——警惕“快乐教育”的陷阱

01 “双减”的真相

今天和一位小学老师聊天，我很好奇，“双减”之后，一二年级不能布置书面作业，学生如何巩固知识呢？

这位老师很直白：暗示家长自己买练习辅导。老师不能直接说，不然哪怕只有1个家长去举报，老师都有麻烦。如果家长不愿意为自己的孩子负责，那谁也没有办法。

如果说“双减”之后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家长的负担更重了。

现代教育就像流水线一样，一环扣一环，前面基础不打好，会直接导致后面听不懂，从此恶性循环。

无怪乎有人调侃，“双减”指的是减掉不努力的学生，减掉不负责的家长。

“双减”之后培训机构大量倒闭，即使小部分苟活下来，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

有人会说，这好呀，免得机构营销焦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去是机构找上门来，现在则需要家长去寻找机构，对于家长来说，这远不是减负。

如果找不到机构，那就只能自己教，这对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长或者在大城市里996的打工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如果不找机构，或者找不到机构自己又不愿意或没有能力辅导，那么这样的家长就会被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孩子学习不好影响前途，那都是家长的责任。

那些将焦虑归罪于机构的言论其实颠倒了因果，不是因为机构营销家长才焦虑，而是因为家长焦虑才催生出课外辅导的需求。

这种需求的根源，则在于教育的私有化。

02 教育的私有化与家庭化

近代以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代代相传；

近代以来，开启民智与民族富强挂钩，教育出现大众化趋势；

到了现代国家，教育成为一种公民权利，并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由国家提供。

然而，随着学校内教育因一轮又一轮的“减负”瘦身，校外教育不断加压，中国的教育在实际上经历了一轮私有化，学校内教育的权重开始下降（表现为升学考试要考的，学校不教）。

《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整体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1】

教育私有化有多暴利，从“双减”出台之前教培领域的吃香程度就能看出来了。

如果说此前的减负表现为作为公共福利的学校教育向私有化的教育机构转移教育的超额利润，那么这一轮“双减”则在关闭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进一步将不同家庭拥有的教育资本固定了下来——教育回归家庭的责任。

这意味着，有知识、有能力的家长自己辅导，有钱的请家教，没有知识、没有能力、没有钱的只能放养。

西方的“快乐教育”就是学校向家庭转嫁教育责任的同时，校外的私有化教育资源超出了普通家庭承受范围的结果。当优质教育资源都被私有化之后，公立学校就只能提供“快乐”了。

在中国，这一过程由于校外培训资源过去相对不稀缺，因此普通家庭的家长还能够购买自己提供不了的教育辅导服务。

然而，随着“双减”的出台，教培领域完成大洗牌，以规模化运营以降低成本的大机构纷纷出局，存活下来的机构（包括所谓的住家教师）必然物以稀为贵，私有化的教育资源成为少数人才能享受的稀缺品。

当然，我并不是在为大机构喊冤，也不是说他们利用焦虑营销是道德的，不过是想指出，如果没有提供配套措施，那么“双减”政策将固化已有的教育资源不平衡。

而这里的配套措施，就是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

03 教育产业化

现代教育一方面提供了晋升的阶梯，另一方面又人为制造了社会流动的门槛：一纸文凭既是敲门砖，也是拦路虎。

这个门槛有多高，完全是由就业市场决定的。因此，当就业市场完成市场化转型后，文凭的价值由市场根据供需决定。

这也是为何尽管最近教育部否定“第一学历”，但市场根本不买账。因为教育部只能决定供给（扩招），却不能决定需求。

同时，正是教育的这种双重属性，为教育产业化提供了土壤。

由于文凭在就业市场上的作用，颁发文凭的机构（即整个教育体系）实际上垄断了个人晋升甚至生存的基本筹码。越是就业机会多、发展潜力大的城市，对于文凭就越重视。

因此，当教育变得僵化，学生只能将自己打造成学习机器；当学历开始贬值，学生被迫延长学习年限。

哪怕一份工作只需要高中知识水平就能胜任，但由于学历的贬值，学生仍必须为了一份简单的工作追逐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

获得文凭后，年轻人仍必须面对没完没了的内卷；但如果没有文凭，则连内卷的资格都没有。

学生不断延长受教育年限，实际上供养了不断膨胀的教育体系，学生成了摇钱树。

然而，由于当前在中国教育体系仍以公立教育为主，对于在公共舆论中能够发声的群体（农民、工人等低收入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来说，教育费用仍在可承担的范围内，因此对于教育产业化的切身之痛并不强烈。

然而，只要对比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教育费用，教育产业化就非常明显了。

由于大学教育的普及，为了获得就业机会，年轻人都会争取进入大学，但这同时意味着背上高额的学生贷款，但是上一代人“大学教育意味着高收入”的承诺却不再兑现。

哪怕毕业后顺利就业，大部分人也已经陷入债务陷阱中，有些人甚至四五十岁还没还清学生贷款。

教育从改变命运的龙门，变成了卖身为奴的第一道枷锁，学生们付出了更多的钱或背上更多的债，却没能获得更好的明天。

学生贷款问题目前已经在美国爆发危机，很多年轻人由于无法清偿学生贷款，不得不推迟或取消购房计划，进而导致住房拥有率下跌。

从学生贷款到车贷、房贷、消费贷，一环扣一环，年轻人一进入社会就陷入为偿债而工作的命运，这无异于现代奴隶制，却冠以自由和进步之名。

如果说和当年被贩卖的黑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现在这些学生为了把自己卖给资本，还需要自己出钱买船票（贷款上大学）。

在中国，尽管教育产业化由于政府的托底尚未形成危机，但依然出现关于“读书无用论”（针对农村人）和“新型啃老”（针对城里人）的讨论。

本质上都是家庭必须为不能带来收益的教育买单，孩子必须为一张不一定能够兑现的入场券（文凭）付出越来越多的青春，而这种无用的教育却供养了庞大的教育系统。受到“双减”政策打击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另一方面，尽管教育的基础逻辑——受教育年限越长，收入越高，生活越好——在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已经不成立，但受教育年限却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和人民福利的指标。

现在还盲目追求延长受教育年限，无异于刻舟求剑！

事实却是，教育在制造无知，社会在编织无法兑现的承诺，学校在培养眼高手低的废物。

与此同时，随着学生和家庭为受教育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市场却在削减用工成本。

04 结尾

当教育过剩、教育边际收益递减、教育失去实用价值变成无意义的竞赛，社会却不敢捅破“教育产业化”这层窗户纸，教师和家长也只能把“只要读书就有前途”的逻辑变成“只有读书才有前途”，一边鼓励学生，一边麻醉自己。

倘若我们的决策部门不正视教育私有化和教育产业化，认为只要打掉市场化的校外机构，家长和学生就能减负，这无异于自欺欺人。

义务教育阶段被压抑的学科类校外培训需求将转化为素质教育、家长培训、高中课外辅导、大学就业辅导和毕业后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最后一项，一些证书培训和报考价格不菲，作为一些行业的敲门砖却不能提供任何就业保障，而且不在公有教育体系的监管范围！

人民教育为人民，除了那些矫枉过正的政治正确，是否更应该考虑如何让教育真正地与社会需求衔接，如何让学生真正地学到有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知识，如何让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多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