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允许校外机构参与解决中小学“三点半难题”

是否允许校外机构参与，是解决中小学“三点半难题”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谁来请？请谁来？费用怎么付？课程质量如何？会否趁机做广告导向其原有培训业务？涉及到市场机构，又是否会产生寻租空间？

2018年6月8日下午，合肥市临泉路第二小学“三点半”课堂，学生们正在学习非遗蛋雕创作。（IC photo/图）

为了找到尽可能多的机构供选择，王义伟起初特意省略了磋商价格这个环节——在培训机构眼里，学校是亟待开拓的肥沃市场。

成都天府新区还存在另一种模式：从选择机构到引入，再到整个课程的运转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由家委会自主管理。

成都成华区一所小学也曾打算设兴趣班，家长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家长特意跑到学校抗议，认为兴趣班会让孩子无心学习，一下午都在想课后怎么玩。

2018年年末，成都市天府新区某民办小学课程负责人王义伟接到一个任务，寻找合适的校外机构进驻学校，为学生提供延时服务。

过去，王义伟管的是如何设计课程，而这一年来，他又花了大量精力研究校外培训机构。

所谓延时服务，指学生下午三四点放学后，由学校提供的带有“托管教育”性质的课后服务，其内容包括安排学生做作业、体育锻炼以及兴趣拓展等。

是否允许校外机构参与，是解决中小学“三点半难题”中的一个关键节点——谁来请？请谁来？费用怎么付？课程质量如何？会否趁机做广告导向其原有培训业务？涉及到市场机构，又是否会产生寻租空间？

“它都不盈利，为什么还要给我好处呢？”校外机构的参与从2019年4月起，王义伟笑说，自己既不差这点钱，引入的机构也赚不了钱。

四川是目前为数不多允许校外机构进入的省份。2019年1月，四川省教育厅向各市（州）教育部门下达了一份实施意见，鼓励学校与具备资质且规范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开展合作，提供普惠性、有保障的课后服务。

国家级新区天府新区是其中最积极推广此举的区域之一，这里大多数实践都在回应上述问题。

86门体验课

一边是被限定的入校条件——质量有保证、机构安全可靠，找到足够多机构才能优中选优，另一边是远比市场低的课程费用，王义伟当时觉得，利润这么薄，没有机构会来。

校长不这么想。“可以办个课程体验活动试试看，引入100门课程，让学生选课前有机会充分体验。”2018年年末，校长找到王义伟说。校长提供了方法，不过王义伟还是没什么信心——他的心理预期只有30门。

事情出乎意料。他整合学校、自己和同事的资源，向许多机构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们到学校提供体验课程。如果口碑好、报名的孩子多，就可以进入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为了找到尽可能多的机构供选择，王义伟将磋商价格这个环节后置——在培训机构眼里，学校是亟待开拓的肥沃市场。

结果，2018年12月26日的课程体验活动，一下拿出了86门课程供体验。

课程在这里进一步细分，学校的设想是，分成包括“语言与文学”在内的五大类课程，单数学与科学这一类就可往下分叉，可以有数学思维训练、国际数棋等等。艺术和健康是个大类，高尔夫、棒球、古筝……这是素养拓展课程。

提供击剑培训的是一家上市企业。这是个2018年1月才进驻成都的公司，有一千多名青少年学员。其总教练李佳是专练佩剑的国家级运动员，退役后在体育产业摸爬滚打十余年。

他是一名老师介绍给学校的。李佳回忆，课程体验活动那天，很多孩子在操场上体验了击剑，有30个孩子表达了兴趣。

在李佳看来，这是进入学校最重要的一步。“孩子感兴趣，才可能往下谈合作。30人左右刚好是一个最适合开班的人数。”

和进驻其他中小学时不同，李佳没在这里发现同行。这意味着在与学校谈合作的过程中，不大需要面临同行竞争。根据王义伟的解释，这是因为学校在举办“课程体验活动”之前，已经筛选过一次。

接下来三个月，李佳频频往返于公司和学校，带着PPT，与校方沟通课程设置、课程目标和课程效果。

王义伟也记得，那几个月里，他见了多家机构负责人，还面试了要来上课的老师。“把关和选择的主要责任是校方，家委会起监督作用。”比如机构课程进入学校后，还面临监管，如学校管理干部听课、课程中心工作人员的巡课、考勤。

同在天府新区，还存在另一种模式：学校将管理权放手给家长，将教学交给校外老师，学校免费提供场地和设施，协助安全管理。从选择机构到引入，再到整个课程的运转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由家委会自主管理。

这种模式对校方较为省事。最初选择托管方案时，王义伟也考虑过，但到了校委会讨论阶段，学校觉得家长没有专业能力把关课程质量，担心引入的机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于是作罢。

“价格战”

除了课程质量，如何尽量降低校外机构的费用？学校给出的方案有点“土”——情怀。

和校外机构沟通时，王义伟通常说，“我们想找到一群同样看重教育意义的伙伴，提供普惠性教育不能仅靠学校解决，解决‘三点半’难题需要校外机构的帮助。”

不盈利甚至亏钱，成了进驻的一条基准线——这条线让大多数机构望而却步。王义伟估算，那天参加活动的机构超过70%选择了退出，多是因为价格原因，剩下的多是公益性或者经济体量大的机构。

为了避免被外界误认为，引进第三方机构是学校的创收手段，也防止机构在学校抢生源。王义伟为最终合作的机构设置了诸多限制：每节课的课时费相同，不随上课人数的变化而增减；控制选课人数；禁止培训机构在校内向选课学生打广告，一旦被投诉，合作随即终止。

尽管如此，王义伟心里还是清楚：情怀之外，有利益的考量。“对机构来说，在学校授课无形中也是在推广项目。”他说，机构不做广告，也能让孩子喜欢上这个项目甚至主动前往报名，是培训者自身的能力。

“通过校内延时服务另外来报班的学生有，但不多。”李佳更看重借此培育市场。他此前在机构的北京、深圳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些城市没有类似的进校服务需求，“因为成都的市场还没那么成熟。”

据李佳介绍，其所在机构已为成都7所学校提供课后服务。和在前述民办小学有所不同，他在一些学校遇到了竞争对手。

“价格战”自然成了入校竞争的一种策略。

“运营成本低的机构更容易形成价格优势。”李佳所在的机构位于成都市环球中心，为了降低教练来回的交通成本，他们会尽量选择环球中心附近的学校。

环球中心也是成都高新区的一个培训机构大本营。随便走上一圈，就会发现棒球、篮球、芭蕾、航空科普等各式各样的培训中心。和往常有些不一样，这些密密麻麻的办公室里，机构负责人拿出的年度推广计划都多了一项：和学校合作为学生提供延时服务。

大家的目的大同小异——争夺市场份额。

没能进驻周边学校让周博有些着急。周博是一家连锁棒球培训机构的总监，在他拿出的宣传资料上，培训质量一直是强调的重点。

丢失市场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周博不时询问记者是否有资源，可以引荐他们进驻学校。2018年，他曾与多所学校谈过合作，但效果不佳。他分析，缺乏学校资源以及难以降低的费用，是迟迟未有进展的主要原因。

周博介绍，市面上棒球培训机构多，还有专为进驻学校成立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成本低，工作人员少，能把价格压得很低。“如果说，我们能按照校外正常培训的二分之一收费，那么他们可以降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一个例子是，周博曾反复向学校谈及课程质量及品质保证。但校方负责人表示，收费高了，家长难接受，更可能招致高收费的非议，公办学校的顾虑尤其多。

与前述民办小学由校方“砍价”不同，公办小学天府一小采取的是家委会自主管理模式，砍价自然也是由家委会去谈。

该校校务中心召集人凌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免费提供教学场地、各类教育教学设备及水电服务，家委会自行组织招生，生源现成，大大降低了第三方机构的开班成本，这为家委会与机构的谈判提供了充足的筹码。

费用由谁承担?如何定价?校外机构能否进校服务?这是课后服务最受关注的一些问题。（视觉中国/图）

学习还是玩？

无论由校方还是家委会主导谈判过程，结果都相似，培训费用普遍较低。

天府新区某小学一名家委会委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她的孩子所在的学校，即便最贵的课程收费和课外培训相比，“也足够便宜”。据她了解，绝大多数家长都选择了延时服务。

“比我们预期的效果要好。”李佳说。2019年4月，其击剑培训机构正式获批进校，很快就招到了三十余个学生。按照当初签订的协议书，去学校授课的人员身份也变成了校内兼职教师。

学校提供了室内场所，16：30，校内人员带着学生到训练场地，约一个小时后，再由校内人员整队集合，带到相应地点等候家长。“我们只负责课程教学，其它事情都由校方处理。”李佳说。

为了保证安全，前述民办小学也为学生买了保险，此外，每名教练在学期初都会向学校缴纳2500元保证金。倘若顺利结课，没有投诉，钱会退还。

新学期的延时服务还未正式启动，经过了一个学期的体验，家长们的操心又有了新内容。

2019年9月20日这天，该校门外站满了接孩子的家长，选哪门课成了此间的热门话题。

刚结束一天工作的家长们都有些疲倦，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只有关于孩子的讨论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一位打扮靓丽的女性家长听到有人在讨论兴趣班，立马探过身子，加入了聊天的“战局”。

“我家孩子报的都是玩的项目。”这位年轻妈妈说道，“他根本没有心思在校完成作业。”另一位妈妈赞同：“是啊，所以我今年就不给孩子报延时服务了。”

不准备再报课的妈妈打了一个比喻。学校像一方单调许久的池塘，校外机构进来，像是往平静的池塘里投进了几条金鱼，每到正式课程结束，鱼儿游来游去，池塘也变得丰富。

在她看来，孩子也因此有些分心。“这并非不好，只是孩子老想着兴趣班。”

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当然不只是家长。不少学校都执行了一套办法，把延时服务分成A、B两段，A段45分钟至60分钟不等，由语数老师负责，学生需要在教室里完成作业，收费按照成都发改委、市场监管局规定，不高于200元/月。

到了B段再分叉，想报素质拓展班的可以报班，想让孩子继续做作业的则继续待在教室里。

然而，在一些受访家长看来，其他孩子报了兴趣班，再让自家孩子留下写作业，孩子心里也会不平衡。那些没有条件在3点半接孩子的家长，采取的方法通常是，和孩子谈判，只有其承诺在A段时间内完成作业的一定比例，才同意他参加兴趣班。

如同大多数情况，选择越多意味着压力越大。成都市成华区某小学一直未设兴趣班，托管就是留校做作业。该校一名二年级班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校也曾打算设兴趣班，家长内部发生了分歧。有家长特意跑到学校抗议，认为兴趣班会让孩子无心学习，一下午都在想课后怎么玩。

王义伟自然也知道。在他看来，众口难调，无法事事顾及。最近，他想得最多的是怎么提升课程质量，完善课程考核体系，让父母们放心。

2019年上半年学期结束时，王义伟就兴趣班“初体验”做过一次问卷，收集到的家长主要意见中有一条：希望看到素质拓展的效果。“当初为了避免机构找家长宣传，有意让他们保持一定距离。”这学期，学校将在学期结束再搞一场“汇报演出”，让家长看到“开花”。

9月新学期开学后，天府新区的“大胆”尝试仍没有打消成都其他区一些学校领导的顾虑，他们坚持原来的做法，还没有迈出引进第三方机构合作这一步。

一公办小学校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还得看一看、瞧一瞧，看看社会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