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躺平的普通家庭小孩背后，都有一对无节制兜底的父母

前不久，“成功学”大师杨涛鸣因涉嫌诈骗落网，此事让“教育成功学”再度引发舆论关注。在内卷成风的当代社会里，父母在教育学的毒圈里“狂飙”，然而孩子们往往没能像父母预想的那样一路打怪升级，反而泯然众人矣。鸡娃父母千千万，龙凤儿女三两个。该如何看待“走火入魔”的教育成功学？家长望子成龙极端化的背后意味着什么？他们该如何面对孩子平凡、平淡与平庸的人生？

腾讯新闻《知识圆桌》邀请国际奥数比赛冠军、传统文化与心理学推动者柳智宇；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拉扯大的孩子》作者安超和中国心理学会心理科普讲师方玲共同探讨当下育儿焦虑裹挟下，父母对孩子的高期待该如何释怀？

核心观点：

•                               1教育成功学意指为了实现阶层的跃升，通过速成化的途径去获取量化成绩的快速质变，其本质是将教育窄化为一种功利性的物质符号和捷径。
•                               2只有将孩子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同时建立孩子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现代儿童观念，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                               3青年流行性躺平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他们不希望终其一生都过着人格异化、剩余价值被不断压榨的生活，可是面对这种异化与剥削，他们作为个体无力反抗，于是只能躺平。
•                               4成功的父母之所以鸡娃，本质上是一个安全感缺失的问题。
•                               5富裕阶层鸡娃的途径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比拼，并以此来实现阶层区隔。他们是在用金钱堆积起孩子们的艺术审美和文化底蕴，这是一种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的鸡娃方式，但也不必将其神秘化和高尚化。
•                               6对于职业教育出生的底层青年群体来说，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精神生活是十分重要的。

教育成功学背后的“赌徒”心态

问：什么是教育成功学？它是如何产生的？

安超：“教育成功学”并不是学术领域的专业词汇，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概念，意指为了实现阶层的跃升，通过速成化的途径去获取快速的质变，本质是将教育窄化为一种功利性的物质符号和捷径。市面上流行一些词汇，比如“押题” “命中”，高考时很多父母要去烧香拜佛，特别像“赌博”，背后有一种赌徒心态在作祟。从我的观察来看，孩子能够达成最高的教育成就，经验固然值得分享，但经历却是不可复制的。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独特的“坎”、过独特的“关”，吃独特的“苦”。

就教育成功学繁衍的时代土壤来说，除了少子化尤其是之前独生子女政策所导向的父母输不起的高期待、高压力心态，也与现代儿童观念没有建立有关。虽然我国正处于由大家族向核心家庭转变的过程，孩子是父母私有财产、私有物的传统观念仍旧根深蒂固。传统家庭观念中的“养儿防老”，本质上就是物化孩子，将孩子看成是父母可以随意支使和利用的工具。即便家庭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很多人的情感结构并未随着家庭形式的变迁而发生相应改变，大多父母仍旧将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工具。如果一个人曾经是被物化的孩子，他成家立业之后，他可能也会是一个被物化的父母，也就是说，家庭里的各个成员至始至终都可能处于一个互相索取而不得的文化困顿、情感乏力的状态，无法完成外界对他的期望。将孩子当成原生家庭私有财产的传统观念，会导致社会陷入一个负循环，最终导向民族性、社会性的焦虑。

问：家长望子成龙的极端思想意味着什么？

安超：孩子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探讨教育成功学无法回避的问题。现代儿童观念认为孩子具有公共性，而不只属于家庭和个人、不只具有私人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这是一首饶有盛名的现代诗歌，它形象鲜明地彰显出了这一观念。该观念认为孩子既不属于父母，又不属于家庭，他应该是社会的儿童，儿童自己的“儿童”。

目前很多人的现代儿童观念尚未形成，物质的现代化转型容易，观念的现代化转型难。我们只有将孩子看成是独立的生命主体，同时认可孩子兼具公共性与私人性，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柳智宇：漫长的文化长河之间，家长往往求索一生，都不曾明白内心所求，于是只能延续社会历史的共同认知，用光宗耀祖般的信仰与热忱将孩子抚育成一代名流，这种延续旧有认知的定式思维，深刻体现了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盲目心态。

当初我出家的时候，我和父母说我要追寻属于自己的人生，去探索关于未来的更多可能，当时我父母表现得很不开心，也曾有过很多的挣扎。但慢慢地，我发现他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我还俗以后，重新过回了世俗意义的生活，我正常地工作、正常地生活。这时我发现我和父母的关系相处的挺融洽，我们能相互分享各自感兴趣的事情，这是一种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良性互动。

年轻人的流行性躺平是“弱者的武器”，是需要辨识和理解的

问：青年群体流行性躺平是否为多元价值观的产物？家长该如何面对这一行为？

安超：这不是一个多元价值观念的问题，而是一个物极必反的问题。当社会和个体达到某种极值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反向回归。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每个青年的躺平，是因为个体的身心负荷远远超过了自身承受能力的最大限度；若要追溯青年流行性躺平的深层次原因，则可能是作为”人“，他不希望终其一生都过着人格异化、剩余价值被不断压榨的生活，可是面对这种异化与剥削，他们作为个体是无力反抗的，于是只能躺平。最近韩裔德国籍哲学家韩炳哲的书很受欢迎，他提到了“倦怠社会”的概念，在高压的现代社会中滋生的一种抵抗，是渐进的、微弱的，而非是猛烈的、强劲的。

躺平可简单划分为两种：

1、短暂的休息。这是一种劳累后的休息，人总要喘口气，本质上无伤大雅。

2、完全性放弃，又或者理解为永久性躺平。这是对生活的一种放弃，当事人放弃了拼搏奋斗、努力上进，放弃了对生活的向往，并放弃创造价值，在物质上不靠自己劳动所得，要通过寄生父母或其他人维系。

作为一名母亲，如果我的孩子是因为遭遇各种各样的挫折、陷入各种各样的迷茫境地，我是能理解他的短暂躺平，可以给予支持，但我肯定不希望他丧失全部的自我价值，我还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活出自我价值，这并不是说他要成为多么优秀的人，而是要去体验人生的各种滋味，喜怒哀乐，不希望他放弃生命和生活。为了逃避痛苦而选择完全性躺平，其实也失去了感受快乐与幸福的能力。如果我们不体验痛苦，我们就不会懂得快乐的滋味。

如果孩子出现了躺平状态，我们要去了解躺平背后的根本原因以及真实诉求。最重要的是介入到孩子的需求之中。如果孩子躺平的目的是为了休息，那么我们家长可以为孩子给予时间上的留白和物质、精神上的支持。如果是想永久性躺平，想要偷奸耍滑、不劳而获，那我作为母亲肯定不支持，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啃老。处理孩子的躺平情绪要因人而异，家长要去探究孩子躺平状态的程度、轻重与具体阶段，再做出理智的判断。

问：现在躺平的都是哪些人？

安超：躺平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具备躺平资格的人（家底殷实的家庭），他们的原生家庭让他具有随时随地躺平的底气；

二是职场996人士，他们常年加班、身心俱疲，所以经常念叨着要躺平，但很多时候这些人并不会付出实际行动，他们只是用言语层面的躺平来宣告本应拥有的休息权；

最可怕的躺平是第三种，那就是来自很多中产阶级甚至是底层家庭的孩子，他们没有资格躺平，但却像权贵阶层或富裕家庭出生的孩子那样持续性啃老。我常常发现，在这种家庭关系当中，每一位躺平的普通家庭小孩背后，都有一对无节制兜底的父母，习惯性的给孩子收拾烂摊子、给孩子擦屁股。在一次次替代、包办、纵容、兜底的过程中，让孩子失去了独立自主、自我负责的能力。哪怕他们没有能力兜底，哪怕他们已经穷尽所有，他们依然要在生命的存续时间里，为孩子燃尽最后一丝灯火。可是当父母故去之后，那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孩子该如何自处呢？

方玲：网上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段子“世界上有三种笨鸟：第一种是先飞的；第二种是嫌累不飞的；第三种是窝里下一个蛋，让下一代使劲飞的。”这虽然是一种调侃，但形象反映了家长们的风格。就第一类先飞的家长而言，这类家长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躺平，所以疯狂鸡娃，比如因鸡娃而扬名天下的海淀虎妈、虎爸们，这一类父母通常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是地位还是学历都很光鲜，他们从小到大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因此这些父母是无法容忍自己的孩子不优秀的。

成功父母选择鸡娃是因为安全感缺失

问：优秀的父母能否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比如那些毕业于清北复交等名校，毕业后顺利进入头部大厂工作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可能成绩平平，他们如何面对自己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不如自己的事实？

安超：第一点，由奢入俭难，这是人性。很多已经成功的父母，他们自己的人生已经达到了成功的终点站，他们对成功的预期值和体验的阈值都不自觉地提高了，而且有成就者往往是内归因的，认为成果往往是基于个人努力，容易忽视成功背后的运气、他人助力、时代红利等因素。相反地，失败者会倾向于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制度或结构的问题。

第二点，成功的父母往往有路径依赖，也很难容忍孩子的不确定性。我们身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成功的父母已经体会过世俗意义的高度以后，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更快速地复制自己的方法达到那个高度。对于清北出身的家长，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是怎么成功的，可能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由自主地弄丢了自己的初心。

柳智宇：成功的父母之所以鸡娃，本质上是一个安全感缺失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通过一种共同的策略来取得既定的成功，当这个策略失效的时候，或者当这个策略不适用于孩子的时候，家长所能体会到的不安全感就会成倍地增加。此外，社会价值观的问题也导致了成功的家长无法容忍孩子的平庸。我们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在诱导大家相互比较，即通过竞争来获得自己的成功，而没有第二条路。在这样的价值观之下，我们既不鼓励年轻人去追寻自己的人生，又不鼓励他们去为社会做贡献。我们只关心孩子是否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能不能找到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这样的价值观虽是基于基层老百姓一般性需要的价值观，但它实际上是扭曲的、不自洽的。打败了别人只能意味着在社会资源中的获取率变高，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

问：从经济和文化上来考量，中上阶层家长、中下阶层家长、底层家庭的家长虽然都在“鸡娃”，但其背后的动机和方式有什么异同？

柳智宇：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是，竞争不是人的全部，在竞争之外才是真实的世界。从经济文化角度考量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则是说，中上阶层的家长和底层的家长虽然都倾向于鸡娃，但他们背后的动机和方式却截然不同。我接触过一些底层的父母，由于文化素质偏低、思想格局限制等原因，他们对孩子成长与生活的理解较为片面，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流于表面。那么对于中上阶层的家长来说，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是不那么内卷的，因为他们对孩子的希望就是将自己的资源顺利让渡给孩子。这个时候，富裕阶层的家长对孩子的引导，其动机在于避免阶层滑落。

如何让各阶层家长放缓焦虑，避免持续内卷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完善的托底机制。通过完善社保、医保，让中产阶级不至于担心阶层向下滑落；发挥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职能，让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拥有能保障基本生存能力的平台。

第二，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人口往大城市集中流动，会加剧乡村空心化，最终致使社会动荡不安。对此，我们的职能部门需要将社会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向四五线城市及城乡倾斜，让年轻人在乡村也能有施展自我的平台。

第三，改变社会文化观念。真正重要的，是从文化上去改变以世俗成功为人生样板的社会观念，真正尊重人本身，而不是将人看作达成功利性目的的工具。从小到大，我们教育都在告诉孩子，去清华北大、出国深造定居是人生成功的见证，在这种价值观浸泡下的孩子，尤其是小镇青少年，他们会将走出大山、走出家乡、走出县城看成是人生的夙愿。与他们离开家乡的脚步相伴随的，是大城市对小城市的吸血功能增强。小镇青年向城市集中，小镇逐渐飘零，这就是大城市的内卷的关键所在。

安超：对“竞争”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并不是因为竞争导致了内卷和焦虑，而是在资源不对等、优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采用单一的竞争方式来鼓励个体走向成功，这不是良性竞争，不是公平竞争。

更为健康、良性的竞争机制，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每个人都可以走向不同的路，现在路太少了。竞争不是天然的恶，我们要改变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恶性竞争观念背后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比如说二桃杀三士，这就不是“竞争”，这是弄权的手段。没有多赛道，只有一条赛道、起跑线还不一样，谈不上竞争。

那么不同的阶层为何会选择共同的路——鸡娃？就我的观察来说，不同阶层鸡娃的方式方法不同，他们的动机也不同。富裕阶层鸡娃的途径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比拼，并以此进行阶层区隔，他们是在用金钱堆积起孩子们的艺术审美和文化底蕴，这是一种普通家庭难以负担的鸡娃方式，但也不必将其过分神秘化和高尚化。现在不是经常有什么贵族课——马术、高尔夫、礼仪什么的。富裕阶层为什么要让孩子学马术，他们看中的是马术背后所蕴含的那种冒险精神。为什么学高尔夫，要维系圈子，要是要培养一种专注的能力。为什么学礼仪，因为礼仪的本质是通人情世故，学会将心比心、尊重别人，培养绅士、淑女。但仅仅学习形式是没用的，我见过真正有出息的富人子弟，他们不会嫌贫爱富，反而非常能尊重比他“低”的人，这就是真正的礼仪。中产阶层和底层反而不该拼财力在这些上面，因为冒险精神、通情达理、礼仪廉耻都可以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获得，反而最应该培养的是什么？是自信，是敢做梦的能力，相信他人、相信世界、相信未来的一种善意和信心。因为中下阶层尤其是底层，他们已经习惯了人心险恶、世道无常、拼搏斗狠，而且特别容易自卑，反而要学习即便身处底层，有过挫折，也有对世界抱有最大程度善意和白手起家、东山再起的信心，这些品性不是知识可以教的，必须得用亲子之爱、同胞情义滋养，也需要一个社会文化给底层人出路。

回到文化多元和社会支持的路上

问：很多家长热衷于拔苗助长式育儿，补习班、兴趣班接二连三，孩子手握多重技能，甚至于很多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已经提前预习完了初中的课程。也有很多家长不惜斥巨资购买学区房。这种教育军备竞赛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

柳智宇：教育军备竞赛是一个很值得去反思的问题，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他觉得孩子的每个兴趣爱好都应该被定义、被社会认为是“有用”，这样才实现了它的价值。但给每一件事去标榜以各种“价值”的思维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让我们失去了发自内心的一种对生活的热爱——我们必须要让自己获得社会的某种认可，才是心安理得的。要想改变对任何事都进行价值衡量的思维，我们要多学习庄子的哲学，不仅仅是去学习庄子关于“无用之用”的观点，也要从生命的本真性上去思考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生命本身就是目的，它不需要有什么用。

家长是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孩子增加迈向未来的筹码。最近我在推一个庄子的课程，庄子谈到了一个概念叫无用之用。要理解什么是无用之用，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有用之用。我们谈到所谓的有用其实是被利用，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有用的时候，某种程度来说他是被外在的价值观所绑架了而并没有真正享受处理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快乐。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人类的生命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介子，并没有任何宏大的意义，因此追寻意义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庄子倡导的“无用之用”。

安超：我从母亲的角度来提供另一个思路，不能单纯地将家长热衷于给孩子报班理解为军备竞赛，在正规托管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很多父母把它当做一种托管方式。因为很多的年轻父母并没有老人来帮忙照看孩子，缺少育儿的人力支持，补习班与兴趣班有时代替了托育机构的职能，属于市场托育。为什么很多家长叫苦不迭？因为他们找不到更合适、更便宜的地方接管孩子了。第二点，孩子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也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为了结识同伴，他们的玩伴太少了。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才能给无助的母亲更多的育儿支持？怎么能给孩子创造更多的玩耍机会，让他们不孤独？

问：清华大学硕士潘超毕业后并没有选择从事科研或者进入所谓“宇宙的尽头”，而是选择成为了一名歌手，您觉得像他这种没有获得世俗意义成功的人，能用单纯的“成功”或者“失败”来衡量吗？

柳智宇：在物质竞争激烈的时代，社会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探索，去充盈自己的内心。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到大都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被动向前，他们既没有充分地去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去探索自己的职业规划。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内卷？因为大部分人走的都是别人安排好的路，而忽视了自身的存在。

安超：潘超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他拥有重新选择的勇气与试错的底气，他在清华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却依然能够放下以前的身份重新出发，为了心之所爱奋勇向前，这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回归到文化层面来探讨这件事，传统文化——儒释道是一种互相融合的状态，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无法兼济天下，那么就选择独善其身，这是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东西，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之下，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享受自己的存在状态。但由于社会、历史等原因，这种文化根脉没有被很好的继承。

接纳平庸的孩子和平庸的自己

问：著名学者刘瑜曾在一个演讲中说，她不介意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去开一家煎饼果子店。让我们假设一个情境，当家长在一开始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注定是个普通人，他们还会选择鸡娃吗？或者说，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爱自己的孩子吗？

安超：这个问题是无法预设的。刘瑜老师说，她不介意自己的孩子以后开一家煎饼店。我信也不信。因为知和行是有巨大差别的，我相信她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她的观念层面是不介意的，但一旦孩子回到身边，在实实在在的家庭系统中去教育、教养他的时候，知与行之间会产生巨大鸿沟。尤其是我身边到处都是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家，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说的很好，因为这是一种“专业话术”，但关己则乱，我诚恳地说，要想达到知与行的合一是很难的，我自己暂时也没有达到这么完满的一种状态，我还在探索的路上。

柳智宇：如果家长能真正地接纳孩子、包容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环境会正常许多。在不触犯法律、不违背道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允许孩子做不了那么好。我们要看到人性中的光明面，帮助孩子把内心的火焰照亮，从而让他成为更好的他自己。

如果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我会把生命的主动权交给孩子自己，尊重他做一个独立的人。我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需要很多外在的东西，我能够认可我自己，认可我的当下，因为我允许自己不优秀，所以我也允许我的孩子不优秀。我不会要求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对他的爱是一种自然的爱意流动，我愿意去见证他的成长，也允许他犯错。我希望在我的孩子需要的时候，我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同时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当他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会适时抽身离开。这种观念源于佛教的一些理念，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这种观念在我过往的修行经历中体现的非常鲜明，我出家的那段时光，我在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因此我认为当我的孩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因为他的生命之路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完成。

问：如何避免教育竞争白热化？如何真正地给孩子提供一个良性的成长环境？

柳智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弘扬“高材低就”的典型案例。我们的媒体要多报道平民百姓的幸福生活，不要留恋宏大叙事。其实我们国家在建国之初是倾向于职业教育的，那个时候的教育是为了生产生活而服务，而现在没有这种出路了，所以大家卷成一团。那么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我觉得首先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三方联动，同时鼓励社会参与；其次加强职业教育宣传工作，让全社会形成崇尚职业教育的良好风尚。

安超：职业教育确实是一条很重要的疏解教育竞争的渠道，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职业教育，但职业教育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毕业和就业，国家也花大力气发展职业教育，但社会却并没有充足的岗位容纳职校生。后疫情时代，全球都处于经济低迷期，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少，职业教育的路开通了，但后续社会如何为他们提供更有体面、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呢？虽然很多蓝领，比如快递员、外卖员赚的钱可能比底层白领高，但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干？因为社会文化里，大家对蓝领职业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对他们的社会保障也不够，他们的生活缺少尊严。而且很多工厂流水线的劳动往往重复和机械，年轻人都是朝气蓬勃的，没有足够的保障，职校生出来还是不愿意进工厂。对于职业教育出生的底层青年群体来说，国家让他们过上应得的有尊严的、比较体面的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从教育渠道来说，国家就要打通职业教育与创造性就业岗位之间的阻隔，让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能顺利进入到这些工作岗位之中。

另外，家长要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为孩子创造更多的资源，比如多亲近自然、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等。为什么现在很多城市都让年轻人感到压抑？因为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加速生长的高楼破坏了自然界原生的物质结构，这也是对内心自然秩序的一种破坏。

再就是家长要让孩子学会基本的自理能力。我常听到一些案例，孩子成人了，母亲还给孩子洗袜子、洗内裤呢。孩子怎么能长大？怎么能独立？家庭体系之中，细碎的矛盾都容易引发亲子战争，在我接受过的咨询案例中，有很多问题是因为由谁做饭而引起的。80后在物质充裕的幸福和平的年代长大，被当做宝贝养起来，对很多本来应该自理的事置若罔闻，但疫情告诉我们，“无常”还是会降临的，灾难还是可能会遭遇的，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以便随时随地都能保证自己的基本生存。

还有一点，重建社区情感共同体很重要。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父母带孩子那么难？除了祖辈没有余力去照看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区原子化了，不再是一个家园。我看到很多家长们正在努力以社区为单位组成育儿共同体，互帮互助，我自己也在这样做。